你不知道的李克强:北大法律黄埔一期 选择决定

你不知道的李克强:北大法律黄埔一期 选择决定

时间:2020-01-09 01:20 作者: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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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一连串的偶然性。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中国“改革开放”,这是过去半个世纪全球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改革开放”与“你好”、“谢谢”一样成了老外来到中国的入门级中文词汇。

   改革始于安徽凤阳

  如果追根溯源,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不是深圳,而是安徽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酝酿的改革竟然比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前了三周,这些并没有理论水平的村民,无法想象他们的举动无意中开启了一扇历史的大门,引发了波及世界的“蝴蝶效应”。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他们的历史贡献远超阿里巴巴的18罗汉)。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在这里召开,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

  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从这个细节,不难想象当初这个举动是如何的石破天惊、冒天下之大不韪,是何等的历史勇气。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场冒险的惊人成果:1979年小岗村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就更能理解十九大重申的那句话的深刻历史内涵: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凤阳知青李克强

  在“文革”期间,凤阳是安徽最穷的县。

  李克强出身于安徽定远,父亲李奉三是安徽省一位地方官,曾任凤阳县县长,其后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父亲常带着李克强与供职于安徽省文史馆的国学大师李诚谈文论道,常从上午一直谈到傍晚,竟不知疲倦。在旁边的李克强常常为他们吟诗时抑扬顿挫、手舞足蹈,完全沉浸在诗的境界之中的情景所感动。

  少年李克强聪明好学,李诚将其视为门生,向他讲授中国的国学、治学的方法以及古今逸事,有时还认真地给他说文解字。李诚常给李克强开读书目录,就文风、为学及至持身应世都给以谆谆教导。他要李克强读《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国史,幷给李克强整段整段地背诵《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古文选。

  1977年,李诚去世。20年后的1997年李克强,在《安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追忆李诚先生》的署名文章,深切表达了对恩师的敬仰缅怀之情。

  时间是固定的,从每晚9时开始。他释卷之后,便烧上一壶水,把脚放在一个不大的搪瓷盆中,不断有节奏地搓足,时而向盆中添上一点热水,时而用手揉脚板心上的涌泉穴。他做得不紧不慢,循环往复,大约近一个钟点。就在这段时间里,李先生用平和的语调,时断时续地向我讲中国的国学,讲治学的方法,讲古今轶事……这种每天近一小时的讲解、谈论夹杂着议论,持续了近5年之久,几乎穿越过我的少年时代,但李先生的话似乎仍未讲完。

  李先生喜欢‘为学要像金字塔、又能广大又能高’的治学之道。更喜欢要能‘吃冷猪肉,坐热板凳’的治学态度。因为文庙里是供着冷猪肉的,读书人应当将板凳坐热,不能总是躁动不安……李先生认为,读书人眼界一定要开阔,要能看大场面,大观则大见,小观则小见。也就是说要读各种类型、各种观点的书,除有专门注重的外,对其他学识起码做到识门。

  1974年3月,在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年仅19岁的李克强与其他同学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中,向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进发,开始了四年多的知青生活。

  当时大队领导很多讲话稿都由他来撰写起草,跟人说话十分有水平,一下就切入要点,善于归纳总结提出新的观点。两年后,表现良好的李克强被提拔为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

  这几年的知青经历,在李克强的人生价值观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2012年12月,李克强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回忆起自己的“村官”经历:

  我曾经做过农民,也当过村长。在中国改革之前,中国的农民几乎没有决定自己生产什么、向市场提供什么的自由。我当村长的时候,每天早上要指挥每一个生产队甚至是每一个农民,你干什么、他干什么。现在我们的村委会主任没这个权力。

  2012年十八大闭幕不久,李克强就提出一句引发刷屏的名言: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举世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对此李克强有他自己独特而又刻骨铭心的体验。他在两会记者见面会上说:

  这也使我回想起30多年前,我在农村作村干部,那时候起早贪黑,恨不得把每个劳动力当天干什么都给定下来,结果呢?到头来就是吃不饱肚子。后来搞承包制,放开搞活,农民自己决定干什么、怎么种,几年时间温饱问题就解决了。当然,我们现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目标要有个过程,但古人说‘吾道一以贯之’,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假以时日,必有成效。

  显然,李克强心中的“道”,也就是三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他在记者会上说出的那句“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更凸显改革的迫切心情。

  时任蚌埠市中院副院长的李奉三几次想把李克强从凤阳调回城里,让他少吃点苦,都被李克强拒绝了。李克强对父亲说道,他不想搞特殊化,想靠自己的实力回去。

   北大法律黄埔一期

  1977年8月,邓小平宣布恢复高考,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就此改写。通过广播听到这一消息后,李克强喜不自禁,积极备考,起早贪黑,加紧自学。

  有趣的是,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原因是,这一年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竞争最激烈的一年,据说录取比例是29:1,他担心北大录取分数线太高,只敢作为第二志愿备选。

  他意外得到北大的眷顾。1977年底,李克强荣幸成为北大“七七级”法律系的一员。日后这一批学生群星璀璨,其中有行政法学家姜明安、刑法大师陈兴良、民法权威郭明瑞、国际上颇负盛名的大律师陶景洲、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著名政治学者王绍光……

  北大法律系拥有良好的师资,最著名的当推学贯中西的宪法行政法学家龚祥瑞。

  龚祥瑞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对西方政制、法治有亲身体味。聪明勤奋的李克强很快成为龚祥瑞的得意门生。“文革”期间,公检法被砸烂,宪法沦为废纸。教学中一些老师对宪法话题噤若寒蝉。然而,龚祥瑞在课堂上畅谈宪政真义,让李克强等深深感受到“恰似天降甘霖”。

  龚祥瑞主张,宪法具有最高性,即使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守。在宪法之上再也没有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或“正确领导”。龚祥瑞告诉学生们,宪政道路就是法治的道路,法治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在龚祥瑞的引领下,李克强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

  在校期间,李克强曾提交一份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同时也得到龚祥瑞的好评: “它是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型科学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的一次尝试。”

  与此同时,李克强翻译的《英国宪法史纲》由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的参考资料。

  教过七七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亲切地称呼当年82位法律系学生为“黄埔一期”。杨敦先回忆说,“黄埔一期”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杨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

(1981年李克强与北京大学老师及同学合影)

  李克强师从龚祥瑞,专攻《外国商法》,写出过经济论文《经济改革中市场的法律控制》,翻译了《改进法律机制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幷在龚祥瑞指导下,与杨百揆、刘庸安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法律的正当程序》。该译着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如今仍然一版再版。李克强是第一译者。

  李克强曾夜以继日地在北大图书馆读书和写作,这段日子为他输入丰富的思想资源,他读了《联邦党人文集》、《社会契约论》、《论法的精神》。

  一个历史的细节:李克强亦曾有过出庭辩护的经历。1980年12月,李克强则在南京一个区法院实习,主要当陪审员,有时也当辩护人。他们曾代理一个四人共同犯罪的刑事案件,法院指定了4个辩护人,李克强是首席辩护。陶景洲说,“他认真查阅卷宗,做了很多准备工作,记得开庭的前一天,他组织我们几个人讨论到很晚。这可能是他唯一一次法庭辩护经历。在法庭上,他说话比较慢,还带点合肥口音,表情很严肃。”

  由于这样的经历,李克强的法治思维令人印象深刻。在两会记者会谈到反腐问题,他说:

  腐败是人民政府的天敌,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用制度来管权、管钱。今年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而且要加快推进‘权力清单’公布,界定权力的边界,防止滥用权力。对于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一些领域,比如像土地出让金收入、矿产权的转让等,我们要全面审计,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措施,让权力寻租行为、让腐败现象无藏身之地。

  建设法治政府,这尤为根本,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无论任何人、办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我们要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

  陶景洲特地将李克强在记者见面会上的回答仔细看了一遍,他评价说,“李克强的回答中充满着很强的法律味,宪法至上、法治精神、法治政府、法律神圣这样的表述很多,尤其是类似‘有罪推定’这样专业的词语,不学法律的人,不可能那样自然地说出来。”

   选择决定人生

  1982年1月,“黄埔一期”毕业,李克强等27位学生被评为北大优秀毕业生。

  他的很多同学选择了赴美或赴法留学(例如陶景洲),李克强用两个月的时间复习了有关课程,雄心勃勃地准备留美考试。上下左右都说:“李克强这次稳拿!”

  但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中他的领导才能及沉稳性格,先后十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他留校担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领导学校近万名共青团员。

  李克强最终选择了留校。这一消息震荡北大校园,有的说:“克强,你可亏了,留学变留校,当个团干部。”“做那工作,把块材料给可惜了。”1982年1月10日,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毕业前夕,李克强曾为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位同学写下临别赠言:

  纯真而不欠闻达,善良而不失坚强,把生命高举在尘俗之上,又融化于社会之中,这应当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追求。

  陶景洲认为,这种抱负,应该是李克强从政的精神动力。

  当时北大学生会学习香港一些高校学生会的制度,也尝试创立了权力很大的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专门监督和制约学生会。常代会由每个系、每个年级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是全校学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被誉为“学生人大”。李克强担任过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主席,他的校友回忆说:“在(学生会)常代会上……在文科学生中,李克强发言较多,而且见解尖锐深刻。”

   结缘市场经济和城镇化

  工作后,李克强又先后在北大攻读了硕士和博士,这次他的视野从法律转向了经济。1988年,李克强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指导老师是经济学家萧灼基。后来,李克强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1991年8月,厉以宁把李克强等3位在职博士生以前的硕士论文整理成一本书,幷为书的其他章节作了补充,加上股份制的内容,定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备受经济学界关注,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和政策影响。李克强在硕士论文中写道:

  我国建国后到70年代末,这20多年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是牺牲农业实现的,或者说采用了农业向工业增长支付费用的方式。这使得农民的负担过重;农村不仅被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而且城市与农村的差距扩大。如果说这种工业化的方式在工业增长方面是成功的话,那么在带动农村经济的变革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改造方面却是失败的。

  随着我国8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崛起,使得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发生历史性的变革,呈现出以农村工业部门为代表的近代工业系统和农业系统、现代工业系统并存的“三元结构”。

  实现结构转换的最根本问题之一,在于占我国人口80%的农村居民的现代化。如果没有人口不断地较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农村工业部门效率低下、技术落后、信息闭塞的特征就不可能根本改变。这就需要根据农村工业部门趋向于集中分布的产业特点,因势利导,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并不失时机地进行交通运输等设施的建设,逐步发展为中小城市。

  按照规定,博士论文答辩只要有十几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参加评审即可。但厉以宁开出的评审名单,都是国内经济学界大家。厉以宁告诉李克强:

  这些人所看重的只是论文本身的分量,而不会在意论文的表面或其他与学术无关的东西。这样做对你有益,可使你的论文得到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各种检验。

  因为这张名单,李克强把论文又一次修改,将答辩日期推迟了半年。最终,他的博士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获得中国内地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治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在博士论文中,李克强指出:

  城市化的实现可以看作是三元结构转换成为一元结构的最终标志。但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城市化的滞后发展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城市化的费用高昂和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过大。

  城市化的逐步推进及其所促进的农村工业部门自身产业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有利于我国农村工业化从‘数量型’过渡到‘质量型’。”

  由于经济学的学术功底,李克强对于经济问题有深刻理解。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李克强作总结发言,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李克强从国际经济困局讲到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环环相扣,逻辑严密,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个让300多位省部级官员都“凝神屏息”聆听的发言,却没有准备讲稿。一位省委书记会后感慨:中国找到了一位非常懂经济的总理。

   学以致用

  1998年李克强调任河南,先后担任河南省省长、省委书记,一干就是7年。河南是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当年河南的城镇化率为20.8%,仅高于西藏。

  赴任河南后不久,李克强果断地提出了加快城镇化是农业大省跨域发展的必由之路、要把城镇化作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举措的指导思想。2000年底,李克强在亲自主持制定河南省“十五”计划时,明确提出了“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三头并进”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为此,他还亲自选定了河南26个中小城市、115个重点镇和中原城市群作为突破口。

  媒体报道称,这在当时的河南政坛无异于一场强冲击波,首先就是思想认识的更新。为此,李克强亲自组织了一次次调研和座谈会,不厌其烦地讲述要富裕农民就必须减少农民的道理,必须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而要做到这一切,只有靠城镇化的发展才能实现。

  早在2000年,李克强就至少三次明确要求郑州规划新区,拉大城市框架,加快人口集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2001年前还没有“郑东新区”这个地理名词。时任河南省长的李克强2000年6月在郑州调研时指出,“建议107国道以东的新东区可作为重点突出出来,高起点规划,使之形成热点、亮点。”

  起初,市里拿出了一份占地不足5平方公里的规划方案。不过,这份规划还没汇报完就被李克强打断了。几个月后,郑州市领导拿着修改过的方案又一次汇报,结果才说了几分钟,就再一次被打断。李克强说:

  不用汇报了。你们思想要再解放一点,通过建设部聘请国际上最有名的规划公司来帮你们规划,规划得大一点。

  几个月后,由33名国内知名专家组成的方案评选团投票选中了日本规划名家黑川纪章的方案。新规划中郑东新区的面积达到150平方公里,甚至比老城区的面积还大了10平方公里。方案通过公示后,李克强将新区规划提交省人大,人大通过后以法规形式为“一张蓝图绘到底”奠定了法律基础。

  2003年,李克强正式提出“中原崛起”的构想并付诸实践,《河南省“十一五”城镇化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了“中原城市群”的概念。2006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以中原城市群等为重点,形成支撑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城市群,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显然,这是中央对河南这一战略决策的充分肯定。

  李克强在河南推进城镇化战略时,认识到打造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重要。这一任务自然落在省会郑州的身上。在李克强的推动下,2001年郑东新区建设正式启动。李克强对郑东新区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亲自选址,亲自推动规划工作,亲自布局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等重大项目,亲自筹划建设融资。

  数据最有说服力:郑东新区建设之前,河南的城市化率仅有24.4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而2000年至2014年期间,河南省的城镇化速度高于全国18个百分点。河南2012年底城镇化率达到42.4%。郑州东部这片昔日只能养鱼耕田的土地上,已经崛起一座“值得被写入教科书”的国际新城。截至2014年底,郑东新区建成区面积105平方公里,入住人口105万,入驻企业3万余家,2014年全口径税收完成145亿元。该区规划在国际荣获中国首个“城市规划设计杰出奖”。当地负责人对总理说:

  当年您亲自主导建设郑东新区,采取全球招标方式,并以法律形式确定规划,确保了一张蓝图绘到底。今天您看到的新区面貌,与您当年的规划一点都没有走样。

(2015年9月在郑州郑东新区考察的李克强在如意湖畔)

  2004年底,李克强调任我国老工业基地之一的辽宁出任省委书记。2004年12月26日,就任省委书记12天的李克强,冒着零下30℃的严寒,深入抚顺最偏远、最贫困的莫地沟看望居民。亲眼目睹棚户区居民生活状况后,李克强当场承诺:“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 老百姓 搬出棚户区!”4天后,在辽宁省委第九届八次全会上,棚户区改造被列为全省的“一号民生工程”,这项其后被联合国人居署誉为“世界奇迹”的棚户区改造工程就此拉开帷幕。

(2004年12月26日辽宁省莫地沟)

  与河南不同,因为工业化的良好基础,辽宁省早就有着较高的城镇化水平。1990年辽宁省城镇化率就达到50.56%。不过,辽宁作为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当时正面临着极为困难的境地,大量国企破产,工人下岗。2003年底,辽宁的城镇化率仍为55%,13年间增长了不到5个百分点。

  李克强强调城镇化对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与河南缺乏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同,辽宁城镇化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提高县域城市化水平。2006年10月,中共辽宁省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李克强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提高县域城市化水平,重点建设县城和一批中心镇,促进农村劳动力战略性转移。与此同时,李克强推动建设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辽西沿海经济区,也为辽宁的城镇化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2007年李克强离开辽宁时,辽宁省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8%,成为全国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省份。

  2013年 3月17日,在就任国务院总理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棚改”分量极重地被列入李克强的施政计划之中。他承诺,本届政府将再改造1000万户以上各类棚户区,“这既是解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也是降低城镇化的门槛。”

(2013年3月17日总理记者招待会)

  十八大以来,有6000多万棚户区居民出棚进楼。在2015年~2017年三年完成棚改1800万套的基础上,今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决定,2018年~2020年再改造各类棚户区1500万套。

   师风散记

  文/李克强

  二十年前,也是在这个季节,在当时中国乡村一块极贫瘠的土地上,我开始准备参加高考,并由此和北京大学结缘。

  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他早年毕业于北大,深以为那里藏有知识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诫我,要珍惜这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

  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

  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的字样。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选择的权力,她并没有计较我这近乎不敬的做法,居然录取了我。

  更难预料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从修本科,到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我竟做了北大近十年的学生。在这段时间里,知识以所谓“爆炸”的速度扩展,知识的传播场所和手段日益多样化,但我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考试来做北大的学生。从某种角度说,我来这里寻觅的不仅仅是知识,亦是为陶冶一种性情,修养一种学风。

  北大的性情、学风,或者说是北大的精神,在北大的先生们身上表现得尤为典型。

  记得我初留北大工作时,去参加校外的一次会议,住在西苑饭店,并和季羡林先生同住一室。季先生参加会议的态度很认真,不论大会小会,他总是准时参加,而且正襟危坐。

  会上发言人离题的事常有发生,这时,季先生便用手指在大腿部不停地滑动。我抑制不住好奇,问季先生在做什么,季先生答道,这个时间可以用来复习外语单词。我想,季先生大概是在回忆他所研究的死文字。他显然是不愿意让看似零散的时间闲置。

  当时我正翻译一部英国的法律专著,英国的法律著作中常有一些古词语,既难懂且难译。我遇有一词,实在弄不通,只好打扰季先生,请他释难。季先生当即作了回答,但同时又说,你可以先这样译。我一时还不理解他说的“先”字是什么意思。这天晚上,季先生没有在会上住。

  第二天返回后,他又向我说明了这个词的来由,有几种含义,解释得近乎详尽。我不敢想象季先生是否因为这件事而返校,但我敢肯定季先生当晚认真地查阅了这个词。也许,季先生并不是一定要向我传授某种知识,他的所做所为,实质上是在诠释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含义。

  执著地追求真知,以平常心态对待学术之争、相左之见;崇尚真理而不图虚名,不注重所谓的体面与尊严,是北大的许多先生们所表现的一种精神,由这种精神修养成为一种性情,就有了为尊者不骄,待愚者不矜的风范。

  我在读本科的时候,30年代曾留学英国的龚祥瑞先生向我们讲授英美法律课程。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正开始涌动着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并且向社会领域侵袭,计算机也在与法律联姻。

  龚先生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于是便草拟了一篇文章。但他同时又以为,他的学生们,作为面向未来的一代,应该对此有更浓的兴趣。因此,他把文稿交给了我,并要求我作补充乃至删改。

  大概是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更因为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还给他。龚先生收到修改稿后当即认可,并把我和他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当时的法学杂志种类还很少,可以推测,编辑部之所以愿意很快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署有龚先生的名字。

  在北大,学生与先生所具有的某种平等关系,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面对知识与真理,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师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教不严,相反,正基于此,先生要求学生掌握的不仅仅是知识本身,更要懂得知识的分量,所求的应是真才实学,而不应是其他,或是虚幻的光环之类。

  90年代初,我在职攻读北大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北大对在职和在校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几乎同样要求,尤其是在公共课方面,考试频频,即使是脱产学习,也已不轻松。而我边工作边攻读,又不停地应付考试,以致于疲劳过度,曾大病一场。

  对此,学校的政策是,可以延期,但不能免除考试,而这些考试恰恰是最需费力准备的。我只好在大病初愈后,再和许多比我小十岁之多的“同窗”们一起去应考。我也由此感受到,先生给学生们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均等的。

  当我写完博士论文,自觉尚可后,便请厉以宁先生准予进入答辩程序。厉先生当即开出了一张评审人员的名单。按照规定,只要有十几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参加评审即可。但厉先生开出的这张名单中的人却都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大家,甚至可以称为权威性人物。

  厉先生说,这些人所看重的只是论文本身的分量,而不会在意论文的表面或其他与学术无关的东西,这样做对你有益,可使你的论文得到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各种检验。

  就因为这张名单,我把论文又一次修改,将答辩的日期推迟了半年之久。我由此亦体会到,教之严同样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和对真理的崇尚。

  北大能拥有一大批第一流的学者在这里执教已属幸事。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不仅向学生讲授知识,而且和学生们一起去用心体会真知的含义。从而使这座古老的学府可以保持其动人的风采。

  作为一座学府,可珍贵之处并不在于外在的华美,甚至不在于对知识财富的占有,而在于其内在的力量,一种可以永久延续的传统。这种传统不会因知识更替而中断,因为它具有超越的价值,具有再造知识财富的能力。

  对北大的传统体会尤深的自然是北大的那些先生们,他们在用身心进行着传授。于是这传统便被人格化了,表现为一种境界,一种品格。这种品格和境界经过时间的孕育,便衍生出一种气度,一种有容乃大的气度。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曾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并非是自然界独有的道理,海之所以为百川王者,因其善下之。以虚怀若谷的气度去对待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善待他人所具有的即使是些微的聪明才智,能不创造出辉煌吗?

  北大的百年史是辉煌的,又是时生波澜的。但总有许多北大的先生们既置身其中,始终表现着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又不失学者的心态,潜心探索着自然、社会和人类的未知。正是因为有他们,这座古老学府的精神与血脉得以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