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海:教育之学 人生之思

胡德海:教育之学 人生之思

时间:2020-01-09 03:37 作者: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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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小传】

胡德海,1927年9月29日生于浙江金华。1949年9月30日,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53年被分配到西北师范大学(原西北师范学院)任教,扎根西北,献身教育事业,倾心学术研究,迄今已66年。曾任甘肃省高校教师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甘肃省特级教师评定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教育学院兼职教授、甘肃省教育学院兼职教授、甘肃省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甘肃省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基本理论学科规划组成员、《教育研究》杂志编委、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委员、《教育大辞典》(修订版)编委等社会兼职。进入新世纪,他又兼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学术顾问,甘肃省第三、四、五届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西北师范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大百科》编委等。

胡德海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他一生以教师为职业,读书、教书、著书,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自1949年起,他开始从事教育学专业的学习与研究,至今已过去了70年。七十载峥嵘岁月,他见证了新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壮大,在教育学原理、中国传统文化、人生哲学、教育史学等领域耕耘,著有《教育学原理》《教育理念的沉思与言说》《人生与教师修养》《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育》《陇上学人文存·胡德海卷》等学术代表作。其中《教育学原理》一书,被誉为教育科学理论发展史上的“扛鼎之作”。

2018年11月,91岁的胡德海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写道:“读书、教书和著书,此三者在我的生活中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读书是为了教书,是为了教好书,教书其实也是为了读书,为了能和书亲近、结缘……而读书、教书的结果是写书、写文章。反过来,写书、写文章也是为了教书,为了教好书。所以,读书、教书、著书密不可分。此三者不仅先后相连,逐次出现,而且彼此联系、互为因果,因此,可视为我生命运行的基本轨迹。”

读书之乐

1927年9月29日,胡德海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县(原汤溪县)的一个农村家庭,祖父受传统耕读文化影响,非常重视下一代教育。1933年春,6岁的胡德海进入本村的初小,接受该校唯一的教师李连美先生的启蒙教育。

1938年秋,胡德海到离家5公里之外的龙游县湖镇启明小学上高小,当时国难当头,遍地烽火,敌机在头上盘旋,炮弹在身旁炸响,龙游县一度沦陷。学校不得不组织学生东躲西藏,并把校址搬进山中。这一时期,民间团结抗日的情绪高涨,学校成为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的重要阵地。少年胡德海壮怀激烈,热血沸腾,心中燃起强烈的爱国情、报国志。这种情感,成为他日后漫长岁月中的一种信念和追求;这种精神,也伴随了他的一生,从未离开。

1942年,胡德海15岁,进入汤溪初中就读。他深知这一机会来之不易,也意识到这个年龄读初中有些偏大。因此,在从进校那天起,他便勤奋读书,为将来能顺利考入高中奠定基础。每每谈及这段经历,先生总是引用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而自励。

在汤溪中学读书期间,一次偶然机会,胡德海读到一副对联——万事莫如为善乐,百花争比读书香。当时,他眼前一亮,反复品味体悟,越想越觉得大有道理,于是真正从思想上形成了“天下事只有读书最乐、最好”的观念。这一观念,成为他此后读书的内在动力,阅读、思考、求索自始至终,一以贯之。

高中求学阶段,胡德海更加用功,每天下午都要抽时间到阅览室读书。回顾当时的学习情景,先生总是感慨:“我在高中读书期间,看的课外读物,多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一年中我从图书馆借读的书少说也有50本到70本。这些书有文学的、历史的,也有哲学方面的,总的来说比较杂。”

1949年9月,新中国诞生前夕,胡德海背起行囊,从家乡金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继续学业。四年的大学生活,他最感念的地方还是图书馆。当他看到琳琅满目的书籍时,顿觉如入“宝库”,不能释手。所以,除正常上课和作息外,他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早去晚归,一条板凳坐到黑,如饥似渴地汲取精神营养,沉浸在那个崭新的知识海洋之中,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

谈起读书,胡先生总是津津乐道,内心的幸福感油然而生。他意味悠长地说:“就我个人情趣的角度来说,教书其实是为了读书,为了能和书亲近、结缘……而读书就是为了更好地教书。”在他看来,作为教育者,就要比别人读更多的书,有更多的思考和认识,还要有更多的独到见解和新颖观点。这就是古人所谓的“有得而传道之谓教”。

胡先生“藏教于学”,经常会把自己的藏书送给学生,并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们:“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别放弃自己的专业,不要忘记读书。”这番话,让他的弟子们深为感动,受益匪浅。

2016年9月,西北师范大学举办胡德海学术思想研讨会。一天半的时间里,胡先生一场报告也没有落下,静静坐在前排,认真地听,不停地做着笔记。像他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师级人物,能有如此谦谦之态,实乃一种生命的境界。一位年轻的女博士坐在先生后排,目视他聚精会神的背影,禁不住赞叹:“胡爷爷的精神实在让我太感动了!让我真正领略了一个读书人的修养,一个因读书而赋予生命更美好意义的精神体现。”

教书之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梦想,对于胡先生而言,他的青春梦想就是献身祖国的教育事业——教书育人。

1949年1月,胡先生从金华中学高中毕业;2月,应其家乡私立维二中学之聘,在那里当了一个学期教师,这是其一生从教之始。这段经历虽短暂,但每每忆及,他犹觉兴味无穷,充满乐趣。先生认为,当老师,传承知识、文化,启发民智,培育人才,既为社会所需,也符合自己的旨趣。“当教师,可以终身与书结缘,一辈子和书打交道,这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佳途径,也应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在填报考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师范大学。

1953年,胡先生以优异成绩结束大学生活,怀着教书育人的初心和梦想,来到西北师范学院(现西北师范大学)工作,开始了高校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一干就是66年。因其勤于为学、乐于从教的人生经历和非凡成就,被世人尊称为“扎根西北的‘教育胡杨’”。

1953年至1957年,胡先生主要从事高师“教育学”课程的教学工作。那时的“教育学”课程,基本上照搬凯洛夫的课程体系,再加上若干中国学校的事例,简单拼凑在一起,看似有理有据,实则貌合神离,是粘不到一起的“两张皮”。

于是,胡先生大胆设想,要构建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教育学学科体系,以取代那个逻辑混乱、基本概念错误、甚至难以自圆其说的旧式教育学理论模式。他认为:“中国的教学家们应当有信心,有志气去改变这种局面,振兴教育学理论,发展教育学事业。”

然而,正当胡先生准备对教育理论做进一步探究之时,一次次的政治风潮此起彼伏。“文革”中,他被关进“牛棚”,强制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面对这样的困境,胡先生没有悲观失望,更没有放弃读书与思考,而是利用在资料室打杂的有利条件,阅读了大量的文史哲和英语等方面的书籍,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有了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和认识,这为他以后重返教坛和深入进行学术研究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1972年,胡先生被安排到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英语和语文。对此,他非常高兴,因为一则又可以教书,二则也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与他喜爱的各种书籍朝夕相伴。

1978年,随着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好转,胡先生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重新回到西北师范大学,回到自己挚爱的教育学讲坛上。重返讲台的他,历经磨难、初心不改,孜孜以求、勤奋耕耘,心无旁骛、专心育人,为教育传薪播火,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崇高境界,走上了道德人生、文化人生、知识人生的育人之路。

2013年,86岁的胡先生虽然不再承担具体的教学任务,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自己挚爱的讲台,仍然坚持为学生讲课、做学术报告,坚守心中的那片教育圣地。

著书之乐

著书、写文章是为了更好地教书,这是胡先生做学问的初心;构建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则是他作为教育学人的使命。

大学生活为胡先生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他的人生也自此迎来了新的曙光,揭开了新的篇章,开始了有定向意义的新生活。这不仅确定了他以后的从教之路,也决定了他将要以教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作为一生的学术事业。

胡先生和教育学的相遇就从这里开始。

大学四年的学习与生活,不仅让胡先生获得了专业的成长,也让他发现了教育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当时教育系所讲授的各门教育学科中,包括苏联专家讲授的凯洛夫教育学体系,在理论上都存在很大的偏颇和不足。但要研究精到,成绩显著,不仅需要激情和努力,更需要聪慧的头脑、宏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以及能坐十年冷板凳的坚守。

为此,胡先生暗下决心,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创建一个较为完备的教育理论体系。

下决心不难,但要做到却绝非易事。无数次披星戴月,无数次挑灯夜读,胡先生总会沉静自问:“我凭借什么可以做到呢?我的条件和功夫又在什么地方呢?”寂静的夜晚,他的思绪在头脑里剧烈地翻腾、碰撞,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推门出来,清冽的空气让胡先生异常清醒,大西北特有的璀璨星河让他豁然开朗:“我别无依靠和凭借,我唯一依靠和凭借的是我多年来一贯坚持的好学和深思。我的功夫并不是在教育学自身,而主要是在‘诗外’,即陆游说的‘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的‘诗外’。”

多年持续不断的与书为伴,有两门学问对胡先生思维体系的形成影响深远,一是文化学,二是宇宙学,其中尤以宇宙学为最。他曾说:“我的教育理论能被整合成一个体系,靠的就是文化学、人类学所基于的这种宏观学术力量。”

宇宙学更是为胡先生展开了一幅前所未有的恢宏画卷:“我了解了这些知识理论,看到宇宙大爆炸后所呈现出的图景,真是为之欣喜不已,拍手称快,感慨万千,犹如拨开了云雾见到了青天,打开了眼界,精神为之一振,真正感到心明眼亮了起来。”这种宏大视界,让他拥有了一种站在宇宙的云端俯瞰大千世界的哲学理念,而这种理念投射到教育学上,便对这一领域产生了一个崭新的认识。

胡先生的教育学研究,均属于宏观教育学、理论教育学研究,其深层次原因便在于此。

20世纪80年代初,胡先生曾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能为这个新的时代做些什么?能为这个时代的教育学做些什么?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教育学应该承担怎样的时代使命,完成时代赋予的哪些职责?

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沉淀,胡先生对自己所追求之事越来越坚定而清晰:“我必须把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进行一番正本清源的梳理,给教育学一个宏观、完整、全面、具有系统性和学理性的概括和说明,从而给教育学一个恰当的定位,并透显出教育学的理论价值。”

从此,胡先生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座右铭,开始了对教育学体系的反思与建构,先后在《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关于教育的本质属性》(1981)《教育起源问题刍议》(1985)《论教育起源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1985)《论教育的自在与自为》(1988)等文章,从理论源头探索教育的本质与属性、存在与发展。

1990年3月,胡先生发表《教育学概念和教育学体系问题》一文,引起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强烈反响。他在对教育科学进行总体研究的同时,还对若干重大的教育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先后发表《论教育现象》(1991)《论教育、人与社会的关系》(1992)等50余篇论文。尤其是他关于教育起源问题的理论观点,自成一家之言,常常被学界同行作为经典引用。他关于教育现象的系统研究,在教育理论界也影响深远。

1998年,在40多年沉淀与思考的基础之上,经过近20年的潜心研究,胡先生出版了教育学巨著——《教育学原理》。这是他教育思想的结晶,标志其教育学思想体系的成熟。在这本书中,胡先生从教育学的概念、对象到内容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从对传统教育学基本概念的误区中引申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勾画了整个教育学原理结构延伸的脉络,尤其是对传统的拘泥于一隅的教育学理念大胆突破,让人耳目一新。

胡先生认为:“教育学研究的出路要面对现实,深入历史,归于实践。为了达此目的,我们的教育学研究应当首先清除在知识构成、研究兴趣上的片面性和隔阂,应当使教育学著作在基本理念和原理、编排体系、论证方法、表达方式、文字风格、思维水平上,都有适应当今教育改革实践要求的突破和进步。”他对中国教育学出路的独到见解,不仅为其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中国教育学的研究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完成《教育学原理》书稿后,胡先生感叹:“想到多年来我为此付出的诸多孤寂、劳作与艰辛,特别念及昔日那几十年令国家、民族都深受屈辱和我个人所曾亲历的苦难的岁月,真是感何如之!奋何如之!幸何如之!”由此可见,走学术道路的他,并没有放弃家国情怀,依然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民族命运、社会责任紧密相连。

《教育学原理》出版后,先后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一届全国教育图书奖一等奖、中国教育学会“东方杯”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第四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优秀教材一等奖、第一届甘肃省优秀图书特别优秀奖、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国家和省部级奖项。

理解时代精神,把握时代脉搏,决不随波逐流,更不囿于陈说,是胡先生一贯的学术品格。他说:“理论研究要说理,要讲道理,教育理论研究是基于个体对教育现象问题的理性思考,而不是盲从,从于权威,从于利益,从于时尚潮流,从于众口一词,或从于个人的滥情。”这是他《教育学原理》《教育理念的沉思与言说》《人生与教师修养》《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育》问世的根本动力和目的所在。

文如其人。一般来讲,治学与为人是统一的。胡先生本身所具有的学术内涵,实际上是他人格精神的外在表现。他为人真诚谦和,待人感情真挚,做事踏实严谨。在他看来:“人本身永远是学生,周围的一切,包括自然、社会与他人都是老师,人的短暂一生,该学习、该探索的东西实在太多,永无止境。”

言行相顾。胡先生的言行均发自本心,无论环境怎样变化,他都力求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他尊重事实、尊重规律、尊重人情人性,一贯坚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序,言之有文。他曾说:“我非常欣赏这样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法则,面对苍茫的宇宙和浩渺的时空,我乐意接受这种精神法则的支配。因为正是这个,才意味着学术真正的尊严、公平与价值。”

胡先生所有的论述,皆发为心声,不遮掩,不妄言,真诚之品格溢于字里行间。

如果我们对胡先生的学术轨迹进行一个梳理,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他1996年出版《人生与教师修养》,时年69岁;1998年出版《教育学原理》,时年71岁;2001年出版《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育》,时年74岁;2005年出版《教育理论的沉思与言说》,时年78岁。

同时,胡先生不断在权威期刊上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2012年,85岁的他在《教育研究》第12期发表《王国维与中国教育学术》一文。2013年,86岁的他将自己的《教育学原理》进行修订,增加3万字,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此外,他还在《中国教育科学》(第二辑)发表了近三万字长文《关于什么是教育学的问题》,2014年则出版了《陇上学人文存·胡德海卷》。

2018年,胡先生91岁。这一年是先生学术活动比较活跃和学术影响非常深远的一年。从学术活动和成果来讲,3月,他应邀到山西师范大学为师生作《关于教育学和教育的问题》的学术报告;11月,他在《中国教育科学》(第2辑)发表了2万多字的文章《读书、教书、著书:我的教育生涯和人生感悟》。从学术影响来讲,9月,《西师学人》的视频风靡全国,分别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甘肃电视台等媒体播放;2018年11月1日,《扎根西北的“教育胡杨”》在《中国教育报》发表,报道了胡先生的教育事迹。2019年6月,92岁的胡先生在《中国教育科学》(第一辑)发表《关于什么是儒家传统修养的学理解读》;他的著作《文化与生活——我的生活印记》将于2019年年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如今,胡先生仍不遗余力地研究教育文化。他说:“研究教育学是有方法的。既要站得高,又要扎得深,既能大至宇宙,也能深入到人,研究人性、研究人心,用人、人性、人心和人心产生出来的文化来解释社会和历史。”

耄耋之年,自当静养,而胡先生却老当益壮、勤思善著、乐此不疲,一如既往地追求他的学术生活,演绎一个学者的生命意义。

1994年,我国著名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顾明远先生曾这样评价胡先生:“好学深思、刻苦钻研,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40年的磨练,始终坚持不懈,严谨治学,无论在教育学原理,还是在人生哲学等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和深邃的创见。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10多年来,时有见地卓越的论著问世,在我国教育理论界影响深广,声名卓著。”时过25年,认真阅读和体会胡先生关于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独特见解和卓越贡献,仍然能够感受到这种评价的中肯。

胡先生一向注重为学与为人的关系,“顶天立地做人,继往开来创业”,把做人看成做学问的根本,他说:“做学问要先学做人,做人做不好,投机取巧,做自以为聪明的小动作,那么做学问也做不好,做人要实实在在,做学问也要实实在在。”

可以说,胡先生与书相伴的心路历程、治学精神与人生境界,犹如西北教育的“胡杨魂”,对每个后世学者来说,都是永恒的感召。

作者:高闰青,女,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教育学博士,2005年师从胡德海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师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有《“特岗计划”实施成效研究》《“以人为本”理念及其教育实践问题研究》《胡德海教育学术思想研究》《家庭教育:为孩子的成长打好底色》等著作。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16日 11版)